肖钢：解困制造业
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调研时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一定要把我国制造业搞上去"。
习近平强调，要继续攀登，靠创新驱动来实现转型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在产业链上不断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下半年以来，制造业发展问题多次进入中央视野。究其原因，在于内外压力下，我国制造业投资和利润均出现了持续下滑。
一方面，近些年各国纷纷重振制造业，并对我国的赶超速度产生紧迫感，在制造业领域与我国展开激烈竞争。特别是美国，已通过降税和贸易战力促制造业回归。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我国制造业高度承压。
另一方面，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近日撰文指出，我国制造业的自身发展还面临着三方面难题：从战略层面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从质量层面来看，存在着大量的低端、无效供给；从效率层面来看，我国产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偏低。
此外，由于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发展后期，又存在投融资生态和金融服务创新能力、传统银行贷款重抵押品等制约，制造业投融资存在困难。
对此困局，肖钢提出三条政策建议：
❶ 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大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健全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
❷ 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符合制造业特点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处理好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的关系，处理好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处理好轻资产和重资产制造业的关系。
❸ 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改革。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引导企业提升素质，增强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规范企业财务制度，加强诚信文化建设。
图源/摄图网
文 | 肖钢
强大的制造业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回顾近现代的历史，主要的发达国家普遍都经历了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不断的转型升级。18世纪60年代，英国用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取代手工作坊，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19世纪末，德国、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电力机械等领域形成领先优势，随后实现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钢铁、电子、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支撑下，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把制造业做大做强的历程，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历尤其说明发展制造业是至关重要的。反之，一些拉美国家和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的最根本问题在于它们落后的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人瓦科拉夫·斯米尔写了一本书《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来分析美国的制造业。书中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如果没有强大且极具创造性的制造业体系，以及制造业体系创造的就业机会，那么任何一个先进的经济体都不可能繁荣发展。”这本书把制造业的重要意义讲得很透彻。
围绕这个题目，我讲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大国制造业竞争的态势；第二，我国制造业的成就和问题；第三，我国制造业投融资困境的成因分析；第四，政策建议。
大国纷纷重振制造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今年5月份，全球制造业指数（PMI）已经低于了50的荣枯线。十年间，全球制造业指数只在2011年欧债危机的时候低于过50。
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制造业指数开始有所下降，但是直到2011年欧债危机才跌到49以下。后来全球制造业指数开始回升，一直都在50以上，虽然中间也有一些波动，比如2015年的时候，全球原油价格急跌，叠加中国股灾、人民币汇率承压等因素，使得全球制造业指数下跌，但也没跌破50。
之后全球经济又迎来了复苏。从2016年起，全球制造业指数一直回升到54，当时全球包括中国的经济景气向好。后来全球制造业指数又开始回落，直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是影响全球制造业指数的一个重要原因。从2018年贸易战开始到今年5月份，全球制造业指数低于50，而且今年5月份较4月份下降0.6个百分点。
全球制造业PMI指数由三个指数组成，分别是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和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从各个子项目来看，今年5月份的新订单指数是49.5，比4月份下降了0.6个百分点；生产指数是50.1，高于荣枯线，但是比4月份下降0.5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是49.9，跌破了50。
分地区来看，中国、英国、德国的PMI指数分别是49.4%、49.4%、47.7%，都跌到了50以下。美国制造业的PMI是50.5，虽然还在50以上，但已经位于十年来的最低位，比4月份下降2.1个百分点，可见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影响也很大，而中美间的摩擦仍会是长期性的。
过去几年，大国都在探讨经济怎么样转型，怎么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发展。在转型了之后，大国又开始重新探讨重振制造业的问题，开始在制造业领域展开竞争。
美国加强了对制造业回归的重视，采取很多措施来提振美国制造业的优势，包括降税和贸易战。从统计指标来看，美国的相关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从2017年2月份到2018年3月份，美国新增了22.2万个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占整个工作岗位9.8%，制造业确实在回升。
同时，美国人也在反思，近几年美国跨国公司确实发展得很快，但跨国公司50%以上的资产不在美国，而是分布全球各地。50%以上的工作岗位雇佣了当地国家的劳动力，三分之一的股东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所以美国觉得吃亏了，要求跨国公司回国。
从特朗普竞选的口号、承诺，以及当选总统以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都可以看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成为全球范围内开设工厂、雇佣员工的最好选择。
当然，美国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反对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未来是否成功并不在于制造业，而在于自由贸易和服务业发展。这个观点的理论依据在于，在新的全球化的趋势下，货物转移、劳动力转移、知识转移的成本都越来越低，这让生产和消费能够分离，工厂的位置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以后，很多人认为贸易战加税使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提高了，对美国是一个损害。特朗普的回答是制造业的税很低了，欢迎企业回美国建厂生产。
我们在国内还没感到《中国制造2025》的震撼力，但国外尤其是美国，很看重这份文件，并且做了深入的研究。美国的一些知名智库都很熟悉《中国制造2025》，他们认为中国能成为制造业强国。国外感受到中国赶超的速度很快，开始有紧迫感。
例如，美国于2018年10月发布的《先进制造领导力战略报告》就提及中国。报告称，全球的竞争对手组织良好，《欧盟工业4.0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都证明了这一点，但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仍处于领先的地位。美国必须保护并且利用这一优势，在国内工业基地和国际盟友中迅速有效开发新的技术，并将新的制造技术转化为实践。
2019年2月份，德国也出了一个工业4.0的报告《国家工业战略2030》，这个报告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是成功的，赞扬中国的成就。报告说，全球成功的平台经济、互联网公司，目前几乎只在美国和中国发展，而不在德国和欧盟等大多数国家。因此，德国必须采取行动。
第一，未来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的技术等，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尤其激烈，比如，去年德国和法国共建人工智能中心，研究开发人工智能。美国发布了《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策略规划》，积极布局人工智能。
第二，技术人才。各个国家都推出了很多的政策吸引国际人才。
第三，核心领域的龙头企业。
第一是投入，主要指研发投入。技术需要长时间的大量投入。这几年中国的研发投入持续上升，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到了2.1%，虽然仍低于美国、德国、日本，但中国GDP的总量很大，所以在研发费用的金额上并不低。
第二是政策。各国都出台了一些鼓励创新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税收政策、引进外国投资政策、绿色环保政策、可持续发展政策以及基础设施政策等。
我国制造业的四项成就和三个问题
我国制造业的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造业总量稳居世界第一。近五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4%。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了24万亿，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大约为27%。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制造业产出是3.59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2.16万亿美元）和德国（0.76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出之和。
二是中国进入制造业强国前三名。德勤发布的全球制造业强国调查报告显示，自2013年以来，中国、美国和德国稳居制造业强国前三名。
三是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速快。近五年来，我国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9.3%，其中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11.9%，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11.7%。
四是高端制造出口、装备制造业比重上升。一般而言，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比重已经达到32.9%。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高端制造业出口占比已经达到42%。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也超过6%。当然，由于今年情况有些变化，上述指标数据和前几年相比还是存在差距。
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速度确实较快。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显示，截止到2017年6月份，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到2542家，其中美国拥有1078家，占据42%，相关从业人员数量为7.8万人；中国拥有的人工智能企业592家，占据23%，从业人员数量为3.9万人。
另外，从各国在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发表论文数量排名来看，2013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大陆发表论文总数为59573篇，占据25%，在16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美国发表论文总数为32527篇，占据13.66%，排名第二。其中包括4307篇中美合作论文。从中美两国在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情况和合作情况来看，中国的发展速度的确是很快的。
但当前我国制造业还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从战略层面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
2016年，我国曾印发过的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文件要求，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低于30%。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0年达到31.5%之后便持续下降。截至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始终低于30%。
随着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工业产品供给会得到大幅改善，一般工业产品消费也会达到饱和状态。因此，消费升级和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会促使经济由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转变。这是一般规律。
PIIE的研究报告显示，自1950年至2012年期间，44个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呈下降态势。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的研究也表明存在上述规律，即随着工业化发展，工业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工业产品消费饱和，会导致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
但即便存在一般规律，由于以下四方面因素存在，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不会下降太快。
一是由于技术进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开始模糊。并不是所有的服务业增长都很快，也不是所有的制造业增长都很慢，这个特点在美国、日本、德国、中国都存在。我国制造业发展要转向服务型制造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显。虽然企业转到服务业，但它确实仍然属于制造业企业。
二是贸易成功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速度通常要相对缓慢。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都属于这个模式。因为很多制造业产品是要出口的，所以贸易支撑会缓解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下降趋势。
三是随着研发和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增多，导致新旧动能转换以后，人力资本密集行业发展速度加快。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个阶段。1997年至2007年期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速达14.7%，但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速达22.3%，增长更快。这可以延缓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趋势。
四是我国工业品消费饱和程度有所高估。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之前的百分之九点几降到了现在的百分之八点几。但消费增速下降并非是因为工业品消费饱和了，而可能是受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住房按揭挤出效应或者部分产品不适销对路等其他因素影响。因此，现阶段我们对于所谓的工业品消费饱和程度有些高估，我国工业品消费、更新仍具有潜力。
另外，在理论层面上，关于新技术革命会给制造业投资带来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是有争议的。
一种观点认为，开发新技术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在技术改造方面的资金投入会有所增加；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导致投资的一些资本形成可能更加便宜，因此对投资总量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但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新技术革命发展一定会带动制造业投资，对制造业投资带来正面影响。因为在对企业调研时发现，企业只要搞技术改造、搞研发，就一定要投入资金。
第二，从质量层面来看，我国制造业确实是大而不强，也就是说还存在着大量的低端、无效供给。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2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一，但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的对外依存度仍然很高。虽然我国高端制造业出口占比已经达到42%，但仍远低于美国（60%）和德国（53%）。
第三，从效率层面来看，我国产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偏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在2006年达到最高，为29.68%，之后就持续下降，现在约为21.5%。美国制造业人均年产出是11万美元，而中国则不到3万美元。就军工行业而言，2017年美国军工产品出口额为6100亿美元，而中国则是2800亿美元，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依照2017年全球军工企业营业收入进行排名可以看出，波音公司（934亿美元）、空客集团（753亿美元）、中国北方工业公司（646亿美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593亿美元）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510亿美元）分别位列前五名。但就汽车行业、医药行业而言，中国企业基本进不了前五名。
未来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实现关键技术产业化。我国技术产业化程度较低，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有待加强，中国距离做到5个“90%”还差得很远。所谓5个“90%”，即90%的创新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机构要创建在企业；90%的研发人员要在企业；90%的科研经费要来自企业；90%专利申请要来自企业。
二是实现制造业智能化，也就是把制造业和信息技术相互融合。
三是实现制造业服务化，就是推动生产性的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四是实现制造业绿色化，做到节能减排。
三方面制约下，制造业投融资受阻
根据我们的调研，我国制造业投融资确实比较困难，主要表现在投融资渠道窄、融资难、融资贵和融资期限短四个方面。近几年，银行对制造业贷款的比重持续下降，而股权投资在制造业中的占比也小，制造业的发展确实受到了阻碍。我想从三个方面讨论制造业投融资难的原因。
第一，存在工业化后期的瓶颈制约。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有几方面已发生改变，与3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一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
二是制造业税费负担很重。尽管最近已降了三个百分点的增值税，企业得到一定实惠，但是除了税以外，企业还面临很多费用。
三是产业工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劳资关系呈现新特点，教育没有跟上制造业的发展。我国现在有4亿产业工人，其中2.4亿是农民工，超过一半比例，表明我们工人的技术含量较低，不能适应工业化后期制造业的发展。
四是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我们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需要去产能、去杠杆，甚至还存在一部分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的收缩是势在必行的，也符合产业政策方向。僵尸企业的问题需要处理，该淘汰就得淘汰。坦率地说，我们僵尸企业处置速度还是很慢的，企业退出率过低。
目前，我国企业的出生率很高，根据统计局和工商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天有1.8万户企业诞生，到工商局注册，减掉每天死亡的企业，企业数目每天还是净增加的，这是好现象，表明大家创新创业的热情高。但我们也要看到，仍存在落后的企业、僵尸企业退出过低、过少的问题，这不利于市场出清。
一方面，这影响了投资者的盈利预期。如果让产能过剩的企业长期留在那里，行业未来投资利润预期上不来，最终会抑制投资。另一方面，企业退出速度慢还会减缓新技术的传播与扩散。所以处理僵尸企业、加快企业退出，不仅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能够改善预期、增加投资，加快技术的传播和扩散。
美国企业退出比例大概占15%左右，也就是说100家企业每年有15家要被淘汰。我们过去对企业退出率重视不够，实际上这是有规律的，退出率过低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但过高也不行。
五是新旧动能转换难度比较大。
六是新经济、新模式对传统的制造业带来冲击。
这些工业化后期的瓶颈制约是很多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受到工业化后期的瓶颈制约，制造业有效需求就下降。一方面，前景不明朗、预期制造业利润率不高导致大家不愿意投资；另一方面，因融资困难也缺乏资金进行投资。
第二，存在投融资生态制约。
一是制造业企业负债率普遍偏高。我国制造业企业负债率高达70%左右。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只有1.9%左右，而一些地方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却高达9%。高债务违约率、高不良率使得很多银行抽贷，投融资生态不好，影响投融资信心。
二是投融资环境不佳。例如，信用信息共享还不够充分。各地融资担保机构作用不理想，表现在融资担保额小和担保费用高两方面。目前融资担保费率为2%，费率很高。地方政府在省、市、县每一级都成立担保公司，而每一级都需要负担人员成本，最终都体现在担保费率里。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层层成立融资担保机构，在省级成立一两家就足够了。
三是商业信用发展不足。现在社会的信用主要依靠银行信用，而企业自身的商业信用不值钱，例如签发的汇票不经过银行承兑就没人相信。在企业竞争当中的公平交易和法制环境不佳。
四是国企和民企待遇不平等。民营企业创造了全国80%的专利、60%的发明专利和70%的新产品。但民营企业贷款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国有企业的贷款却是逐年提高的。根据央行的统计数据，2018年6月和2013年相比，民营企业贷款的余额占比由47.64%下降到36.01%，减少了11.6个百分点；而同时期的国有企业贷款余额比重却提高了13.15个百分点。
第三，存在金融服务创新能力制约。
首先，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近几年，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总体来说发展不错，但发展了十几年也就只形成了五万亿的社会资本。较金融总资产的300万亿规模来看，5万亿还是太小了。
其次，地方政府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发挥作用也不理想。一是因为基金规模不大。特别自《资管新规》发布以来，使得私募基金和地方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的募资都很困难；二是因为政府投资基金风险偏好低。政府投资基金的风险偏好本应该稍微高一点，技术创新需要高投入，不损失一点钱是搞不出来的。但是地方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很谨慎，甚至只能盈不能亏。很多地方国有投资公司的考核方式就限制了投资不能亏损，投资到民营企业、科技企业亏损了就更不行。
最后，银行贷款长期存在重土地、重房地产抵押的问题，信用贷款很少。银行在贷款时也搞捆绑销售，贷款的同时需要企业存一定比例的款项，拿到现金的成本比较高，企业负担不起。
更重要的问题是，银行贷款绝大部分的期限都在一年以内，企业借款需要倒换。当从银行借不出资金的时候，企业只能通过借高利率过桥资金的方式进行续接。如果借贷过桥过不去，造成断贷、抽贷，企业负担加重。
现在普遍现象是，如果银行利率是5%，企业实际承担的负担可能是10%-12%。过桥、担保的费率加起来至少是银行利率的一倍，甚至比一倍还要高，制造业企业根本承受不起。
优化制造业投融资模式的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首先，加大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坚定不移地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尽管这会给就业带来一些问题、给银行造成一些损失，但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而且应当尽早做。银行本来就已经计提了拨备，损失就损失一点，不出清一部分企业就迎来不了发展生机。
其次，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最后，健全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增加担保能力。同时大力推进商业信用环境建设，特别是要打起信用生态保卫战，把金融生态环境搞好。
第二，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符合制造业特点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
制造业的有效需求和金融业的精准服务要对接，需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
新与旧分别指新兴行业、新技术行业和传统行业。目前来看，新的行业融资不是太困难，多层次股权融资，银行愿意贷款，政府也愿意支持。但是旧的行业融资却很困难，升级也很困难。所以我认为，在处理新与旧的关系时，对新的产业一定要更多地引入股权投资，不能再依靠银行贷款。特别是不能依靠银行信贷进行研发，包袱会越背越重。
二是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
一般来说，大企业融资困难少一些，小企业融资困难多一点。制造业在生产流程上和服务业是不一样的，它需要经历购进原材料、生产产品、最后卖出产成品的过程，所以需要较长期的资金进行周转。在1983年以后，财政不再给企业拨资本金，企业所有生产经营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来供应，这是造成当前国有企业负债率高的制度性原因。
应按照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周期，合理核定银行贷款期限，不能都是三个月、六个月的贷款。不同产品的生产周期是不同的，这需要核定，而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由银行和企业共同来做。此外，可以开发和推广像无还本续贷类的产品，商业银行经过批准也可以搞投贷联动，也可以发展一些保险直接投资。同时，继续加大对小企业融资支持。
三是处理好轻与重的关系。
轻与重分别指以轻资产或重资产为主的制造业企业，现在情况是轻的贷不到、重的贷不起。轻的贷不到是因为轻资产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只有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质押很困难；重的贷不起是因为以重资产为主的制造业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大、贷不起，银行也不愿意贷款。
应该怎样解决呢？建议建立健全动产融资体系，并且建立针对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全国无形资产评估和交易市场。此外，应发挥保险机构的作用，开展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业务。有条件的金融机构也可以探索建立先进制造业融资事业部制，有利于加强专业化的支持。
第三，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改革。
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推进企业重组；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也要引导企业提升素质，不要盲目扩张；增强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规范企业财务制度，加强诚信文化制度。从去年股票质押危机可以看出，80%以上的质押的资金都没有用在本公司主业上，这个教训还是很深刻的。